经典回顾：洛佩兹一拳打晕康梅，剑指洛马琴科

其次，人格权的侵权责任往往须以损害结果的产生为必要条件。

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27] 【日】木下太郎：《九国宪法选介》，康树华译，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所谓政治性，是指基本义务具有宪法位阶，与基本权利同源，共同构成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此即义务法定，意在排除行政权力的专断。[4]霍布斯认为，租税是对政府所行政务之交换的对价，此谓对价。一为宽松审查，一为严格审查。任何人把本属自由的本身加入任何国家，他也就通过同一行为把本属自由的财产加入了这个国家，而只要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他本身和他的财产就一直受制于这个国家的统治和支配。最后，抵制去基本义务化倾向。

基本义务具有双重性：一为政治性，一为法律性。[29]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正面肯定军队和税收对维持国家的必要性，并规定税收须基于人民同意。[32]参见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草案一、二审稿的登记仅仅是发挥记录功能的事实行为，与案件是否系属于法院无涉，且从两稿的其他条文来看，通过审查起诉条件来决定立案与否之模式、起诉条件高阶化之痼疾均未动摇。二者均区别于在立案前就对诉讼要件乃至本案要件进行实质审查的立案审查制。经审查决定立案后，再由法院填写立案登记表、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宋朝武：《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改造的理论视角》，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3期。

另外，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还存在以下不足：在立案阶段，因被告尚未进入诉讼，法院自然无法提供两造对抗辩论的充分程序保障。而最终通过的新《行政诉讼法》51条第1款则一反常态，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从而披上立案登记制的外衣——登记即立案。

参见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19]因《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对立案程序的规定不够详尽，实践中，立法空白部分参照民事诉讼处理。[38]该法第90条规定：通过诉讼的提起，使争议的案件发生诉讼系属。[5]参见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

[21]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易言之，其中的登记完全属于立案审查制下的登记，这在《暂行规定》中已有先例。最后，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涉及主管与管辖权限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其归入诉讼要件。此外，宋旺兴法官也认为立案登记制的危害之一，在于立案没有任何限制，为琐事也会动辄起诉，这会不合比例地耗费司法资源。

但诉讼系属是否合法、案件能否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则取决于诉讼要件是否具备。[26]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30]然而，待政策鼓呼退却后，立案难问题极可能重新涌现。[38]权衡之下，诉状受理说更符合我国传统——立案即产生诉讼系属效果，毕竟在我国语境下，立案与受理的概念基本同义。

尽管有质疑声音指出，如果不将主管与管辖权限作为起诉要件，法院即有越权审判之嫌。[23]参见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参见姜启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9期。后者的人际关系则以权利平等为表征，不存在一方因经济、政治上的优越而压服对方，故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不易解决，大量涌向社会、法院。法官是通过当事人提交传唤状而受理诉讼，哪怕此时案件尚未登记于庭期表。起诉审查阶段实际上处于非公开阶段，不会将政策考量与法律的直接冲突暴露出来，这本身也符合司法政策调整的特性。

而贯彻上述方案的理论支点，在于改良我国行政诉讼过程的阶段构造，这与立案登记制相关，即立案阶段仅审查起诉要件，而将诉讼要件、本案要件分别交由立案后的程序审理阶段与实体审理阶段来审查。(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其中，适用于各诉讼类型之诉讼要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本国法院有审判权。并且，对一项制度的检验应当更多地关注其常态，宁可耗时、费力也仍抱持侥幸心理起诉的好事者毕竟为少数。

[25]具体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对诉讼请求与事实根据需主张至何种程度才属具体，学理上存在两种观点：具体化理论认为，所主张的事实必须精确地描述法律关系以至于使它能与其他法律关系区别开来。新《行政诉讼法》第49条基本沿用上述内容，仅于第(一)项作了更高要求的改动，即过去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采主观标准(原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如今则改采客观标准(法院判定原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其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纠纷将大量涌现。因为在这些国家，学理上的起诉要件被反映为提交诉状、诉状载明必要记载事项、交纳诉讼费。形式审查 一、问题的缘起 2014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不仅在总则部分对起诉权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还通过51条的第4款内容就登记立案及其配套制度予以细化。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教技函201326)。

[35]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33]起诉和受理阶段(即立案阶段)、开庭审理阶段均由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至于审前准备阶段，一般认为，其主要任务包括送达诉讼文书(第67条)、组成合议庭(第68条)、审查是否停止执行(第56条)、审查是否合并审理(第27条)，等等。

而当场无法判定是否立案的情形，则由书记员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以保证在法院对立案不置可否时，当事人可以顺利投诉、越级起诉。因实现低阶化回归后的起诉条件十分清晰易断，对审查主体的专业能力要求较低，故可由书记员进行诉状的接收、审查、登记立案及送达。

法院具有事务及土地管辖权。二是形成递进式的立案阶段、程序审理阶段与实体审理阶段，分别针对起诉要件、诉讼要件、本案要件展开相对集中审查，并且唯有在前一阶段具备该阶段的相对集中审查要件时，诉讼才能向后一阶段推进。

新《行政诉讼法》中的登记立案避免了这一假象，但却滑向另一极端。其次，有明确的被告属于诉状中的必要记载事项，纳入起诉要件没有疑议。就完善立案登记制而言，上述改良的意义在于将立案阶段的审查对象限于起诉要件，而将诉讼要件、本案要件置于立案之后审查，这也是抽离起诉条件中属于诉讼要件与本案要件的内容、使起诉条件回归于学理上的起诉要件的理论支点所在。另一方面，诉讼要件、本案要件均较起诉要件复杂，前两者的复杂性满足了法院以司法政策限制起诉的需要，[31]造成事实上的立案难。

[12]加之法官员额制的推进，行政审判案多人少之困局在短期内难以回避。然而在法规范的层面，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既没有将诉的三阶层要件之审查一并置于立案后，也没有将起诉要件之审查单独放在立案前，而是在审查起诉要件时夹杂了对诉讼要件、本案要件的审查。

[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40页。[3]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三)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之规范解读 学理上，起诉要件是指诉的适法提起所必需的条件，其涉及诉的成立问题，自立案阶段始便受到审查。[11]例如，涉及到起诉村委会要求确认村民资格，进而主张分配宅基地、责任田的案件，即使法院作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并监督村民大会就分地问题重新投票，若投票结果就是不同意给原告分地，法院也难以执行。